人物简介：
王凤才（1963—），男，山东诸城人。1986年毕业于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获哲硕士学位，再度留校任教；200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任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进入复旦大学工作，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暨国家创新基地研究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法兰克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德国哲学、广义的实践哲学等。
2004年，王凤才身着博士学位服
人物采访：
问：王老师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我们想请您聊聊自己是如何同山大哲学专业结缘的？同时，老师在山大有二十多年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对您来说，肯定留下许多珍贵的回忆。您能否也就此简单谈一谈？
我离开山大已经很多年了，但我在山大待的时间是很长的。1982年，我在我们当地一所比较好的中学（诸城二中）参加文科高考，考了第一名，然后进入山大哲学系。当初，哲学系也罢，山大也罢，招生很少。全校本科生每年可能是1400多人，我们专业在当时属于热门专业，哲学系有两个班，大约80人左右。四年的本科学习接触了许多很好的老师与同学，毕业以后我先是留校任教，教了两年课；后来，又考取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不过，由于个人原因放弃了，回到母校跟随谭鑫田老师攻读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毕业以后，我又留校任教；后来考取了母校的博士研究生——中国哲学博士点的中西比较方向，导师是傅有德老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认认真真地读了几年中国哲学，本来从选题到中期考核，一直想做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与先秦道家文明观比较研究；但在我毕业之前，山大有了外国哲学博士点，所以就转成了外国哲学，博士论文只做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
上大学时，刚开始对毛泽东比较感兴趣；后来，又看了不少马克思的东西，然后逐渐关注了现代西方哲学，最初感兴趣的是逻辑经验主义与分析哲学，尤其是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随着阅读增多以后，我又转向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像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当然也关注尼采等。我本科的学位论文写的是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留校以后，比较快速地转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因为教学需要，我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知识结构。那个时候，读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还有他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有国内学者的介绍性、研究性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原来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章，其实80年代初，我就对之有所了解；只是到1986年留校后，才开始系统地学习与研究。
从大学读书到现在有近40年了，在山大前前后后待了20多年；硕士导师是谭鑫田老师，博士导师是傅有德老师；这两位老师不论是为人、为学还是为师都非常好，对我的影响很大。2013年，在谭老师80华诞暨学术思想讨论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谭老师“是一个儒雅、淡定、低调的人；是一个平与、慈祥、温暖的人；是一个严谨、扎实、细致的人”，就是为人、为师、为学这三个方面。这个说法也适合于傅有德老师，这是一种传承。谭老师让我登上了学术之路，傅老师使我的学术又上前一个台阶。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研究》。当时（做这个题目）是比较艰难的。那时候国内基本上没什么资料，还好当年我读本科时，选择德语为第一外语并坚持了下来。通过阅读一些德语资料，并参考有关研究成果，在谭老师的指导下，做了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研究。后来，我把它整理成两篇文章，然后发在《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学报》（哲社版）上，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全文转载。其实，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康德：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划分》，也是在谭老师的指导下，发表在《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博士论文，是在傅老师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作为我的第二部著作出版，即《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
总之，在山大20多年的读书、工作、生活对我的成长影响是很大的。我一直强调本科阶段学习的重要性，当然，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研究也很重要。我特别感谢山大、感谢哲学系、感谢我的老师们，以及同学、同事们！正是母校山大、母系哲学系，使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为了一个教授、成为一名博士生导师。
2013年，王凤才在谭鑫田教授八十华诞暨思想讨论会上
问：我们知道，在山大硕博期间，您所师从的都是西方哲学的名师，而今天您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身份为人们所知。对此，请问老师您如何看待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
从我的本硕博毕业论文来讲，基本上都属于西方哲学框架。像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像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像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都可以这么说。但对于后两者，也可以说是在某种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框架来处理的。一般我们会说，它们属于西方哲学，又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2004年，中央党校的一个学术报纸叫《学习时报》，约我写了一系列短文来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我第一篇就是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姓什么？”。我的结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姓西又姓马”。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介于西学与马学之间，有的偏向于马克思，有的偏向于西方哲学。像法兰克福学派，它更偏向于西方哲学，特别是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非常密切。其实，马克思思想本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所以，它们之间是有共通性的。当然，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专门写过这方面文章。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想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必须对西方哲学有相当充分、深入的了解。我们复旦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多数是西方哲学出身。国内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身的，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出身的，或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出身的，所以他们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与侧重点也有些不一样。我们做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始终记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背景。复旦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平台，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通，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具体地讲，比如说你要做阿多尔诺研究，那你就要深入把握他与康德的关系，与黑格尔的关系，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与胡塞尔的关系，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当然，还有与犹太文化的关系，与马克思的关系。所以，这里边比较复杂，尤其是在今天不论是研究西方哲学，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你都应该有一个跨学科的、比较的视野。借助于西方哲学背景，做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会更有利一些；对问题的理解与把握会更直接、更到位一些。如果西方哲学背景比较单薄的话，不论是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都不够深入。所以，现在我们要想“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话，就必须要有西方哲学知识。
问：我们知道，老师您长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不仅对马克思有深刻理解，还拓展到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其中，有许多研究成果填补了学界空白。在您诸多研究成果中，不仅有“马克思四部曲”，还有“批判理论六部曲”。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著作。您可以具体谈谈您的工作重心，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吗？
关于马克思，我写了三部书，第四部还在定稿中。第一部是《追寻马克思》，主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做了一个处理。第二部是《重新发现马克思》，聚焦于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向，国内与国外对此研究不多，基本上是填补了一个空白。第三部就是《多重视角中的马克思》，讨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向，它的视野就更加广阔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欧陆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原苏东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非洲—拉美马克思主义，还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四部就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副标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这与第一本书《追寻马克思》有关联，但有很大不同。这本书侧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以及21世纪的新阐释。这构成了所谓的“马克思四部曲”。在马克思研究方面，我们并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传统理解，而是在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背景下来理解马克思。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比如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此外，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应该在康德传统与黑格尔传统之间寻找一个协调、一个平衡。康德的道德主义，强调个体主义；黑格尔的伦理主义，强调共同体主义。我觉得要融合康德与黑格尔、融合道德个体主义与伦理共同体主义，这样才能完整地、准确地重新理解马克思。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我做的比较多，用功比较深，大概持续了40年时间。“批判理论六部曲”，现在已经写完了五部，第五部还没出。第一部是《批判与重建》，是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第二部是《蔑视与反抗》，研究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霍耐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术领袖，也是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时的合作导师。2004—2006年，在博士后合作导师俞吾金老师、陈学明老师的支持下，我选择了霍耐特研究。那个时候，国内是没有任何关于霍耐特研究的。经过仔细阅读霍耐特的德文原著，写了一个40万字的出站报告《蔑视与反抗》。在研究过程中，我提了一些原创性概念，例如：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等。对于深入理解批判理论，这些概念算是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一个新的分析路向。从此以后，霍耐特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第三部是《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这是关于维尔默政治伦理学问题的。维尔默是阿多尔诺的学生、哈贝马斯的助教。从年龄上来讲，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但他做过哈贝马斯助教，与哈贝马斯有师生之谊。我把他解读为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的，当然不仅是年龄界定，还有观念和思想界定。第四部是《承认·正义·伦理》，进一步研究霍耐特，用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霍耐特的基本思想，尤其是21世纪的新发展。承认，他的承认理论；正义，就是他的多元正义构想；伦理，就是他的民主伦理学。第五部是《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2卷本），原稿差不多七八十万字的样子，就是对批判理论近百年来的发展，以理论的方式，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对我几十年的批判理论研究的一个提升。该书出版以后，对批判理论的研究应该有比较好的推动作用。前面像霍耐特、维尔默都是个案研究，《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是一个宏观的问题研究。第六部曲是多卷本，就是《〈否定辩证法〉释义》。从2012年开始，我给博士生逐字逐句地讲，已经讲了快十年了，大约还有五六年讲完。录音稿将有几百万字的样子，将来可能会出个4—6卷本。这样，会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重要的著作，做一个精细的当代阐释。批判理论这六部曲，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想必会起到某些推动作用。
2008年，王凤才在法兰克福大学
问：希望老师能够再谈一下您独创的“批判的妥协理论”构想，在几十年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后，您提出“批判的妥协理论”构想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好的！我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理论看似高深甚至“玄虚”，实际上非常关注社会现实。每一个理论创造都有自己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文化工业批判，法西斯主义批判，单向度的压抑性文明批判，交往行为理论，承认理论，辩护理论等。在深入理解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我发现了它有一个发展趋向，即批判性逐渐弱化，但现实性却逐渐增强。
因而，我提出“批判的妥协理论”构想的初衷，也是为了解决我一直思考的社会现实问题。比如说生态危机问题，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是什么？就是征服论的自然观，就是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改造，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妥协：人应该向自然妥协，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从自然关系角度看，原始自然观之下，人在自然面前是恐惧和敬畏态度，把自然当成主人，把自己当成仆人，这种观点随着历史发展已经过去了。当然，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有黄土崇拜，还有一种原始自然观的痕迹。后来，是农业文明的有机论自然观，就是说人与自然是混沌的、有机的统一。文艺复兴之后，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就是因为人对自然的控制、支配、改造、利用，不仅包括外部自然，而且包括内部自然。工业文明自然观就是征服论自然观：人是至高无上的，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对启蒙精神，我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理性至上，科技万能，个体中心、文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精神/启蒙理性是猛烈批判的。未来应该怎么样？人与自然应该是兄弟伙伴关系。即人与自然应该和解，人要顺应自然，然后让自然为人服务。第二个妥协：人要向社会妥协，社会也要向人妥协。这里的人是指个体的人，人类社会是指共同体，个人构成共同体。因为现在社会中的第二大危机就是社会危机。你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哲学，他们对这种社会对人的控制进行了猛烈批判。为了解决这种社会危机，处理这种社会冲突，我觉得人与社会应该是和谐关系。第三个妥协：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妥协，作为个体的人，你应该向他人妥协，他人也应该向你妥协，这样的话才能解决人际关系危机，达到人与人的共生。第四个妥协：人的自我妥协，即人的身心要妥协，理想与现实要妥协，目标与过程要妥协。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是消极悲观，而是强调人的活动的被约束性。为此，我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思想，就是“外儒内道”，即在行动上可以积极进取，但在行动结果上应淡然一切。现在，人的身体危机与心灵危机非常严重，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但若人的身心能够妥协的话，人心就能安宁平静，并能健康地生活。我之所以要提“妥协”，就是想对关涉人类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并能为人们的未来生活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当然，做好这四个妥协之后，还要求世界上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男女之间、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妥协，谁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生活，只有相互妥协才能相互共生。所以，我讲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共生，人的身心平衡，这样的妥协理论构想，虽然批判性可能有点弱化，但现实性却在增强。这也是为解决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以及人的身心问题，提供的一种学者的解决之路。
2012年，王凤才与霍耐特
问：老师，如何看待“妥协”作为一种在霍耐特意义上的特殊的承认形式？很多人会认为妥协只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道德内在要求；在汉语语境中，“妥协”一词会带有很大程度的消极意味，而且在实践中妥协也可能会涉及欺骗与谎言问题；强者对弱者的“妥协”有可能在不对等的地位上成为一种剥削，您如何处理“妥协”在实践中的张力？
在汉语语境中，“妥协”确实有贬义；包括欧陆语境中，“妥协”很大程度上也是贬义的。它最早来自拉丁文，其意思大致类似于司法判决前处于纠纷的双方寻找第三者来公证的过程。所以，它包含一种契约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妥协很大程度上是个操作技巧，人们把它当作手段来看。当然，也有不好的妥协，我们会说这是强者之间的沆瀣一气。那么我所讲的妥协，同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所讲的妥协是有原则的妥协，就是说以原则为底线的妥协，它是褒义词，不是贬义词；而且，我不是在操作技巧层面上、手段层面上讲的，而应该是个政治伦理概念，属于广义的实践哲学概念。
在法兰克福学派近100年的历史中，涌现出许多代表人物，但我觉得有三个标杆式人物，一个是阿多尔诺，一个是哈贝马斯，一个是霍耐特，后面可能是R.弗斯特；在法兰克福学派近300部著作中，有四部最重要的著作：一是《启蒙辩证法》，二是《否定辩证法》，三是《交往行为理论》，四是《为承认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特别多，在批判理论三期发展中，我认为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期发展关键词：否定（Negation），这是阿多尔诺的概念，当然包括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都有这方面的思想。在他们那里，否定就是非常彻底的批判。阿多尔诺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就在于，黑格尔是看重的是概念、一般、普遍、和谐；阿多尔诺看重的是非概念，特殊、异质、瓦解。所以，阿多尔诺的否定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否定之否定还是否定。这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是不同的。第二期发展关键词：交往（Kommunikation），这是哈贝马斯的概念。从中可以感受到批判性在弱化，但他努力通过相互交往、交流，通过我与你交流中平等对话、真诚对话寻求共识。哈贝马斯设定的理想的言谈条件就是主体之间应该是真诚的、平等的的对话。当然，还要有非强制性、公平性、公正性。一个理论都要设定一些前提条件。无论是交往也好，承认也好，妥协也好，都是有些条件在那里的。其中，尤其不能采取欺诈方式，因为欺诈方式我们就没法进行真正的对话了。第三期发展关键词：承认（Anerkennung），这是霍耐特的概念。如果共识达不成的话，我们就需要相互承认，既承认同对方的共同性，也要承认对方的特殊性。其实，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一种语言理论；霍耐特将语言理论的交往变成了政治伦理学的承认。最新发展关键词：辩护（Rechtfertigung），这是R.弗斯特的概念。你可以感受到与承认相比，其批判性更加弱化了。辩护就是说不论你个人的存在、共同体的存在，还是具体国家、社会的存在，都要讲究某种可辩护的合法性。从年龄上讲，我与R.弗斯特差不多，都是霍耐特的学生辈。与R.弗斯特也算是一代人，因此，我也想在推进批判理论的中国化方面做一点突破，提出另一个关键词：妥协（Kompromiß）概念。关于妥协，国内外都有研究，但他们基本上是在具体层面上研究；我想把它当作了一个广义的实践哲学概念来研究。就此而言，我们也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前设条件的，比如说相互尊重，真诚性、公平性等。妥协最不能破坏的底线就是这些原则。当然，说出来容易，但做到是蛮难的。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形而上的原则，在处理不同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具体原则。
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有的偏康德主义，有的偏黑格尔主义。像霍克海默、哈贝马斯、R.弗斯特是偏康德主义的，像马尔库塞、阿多尔诺、霍耐特是偏黑格尔主义的。不过，他们并不是康德主义者或者黑格尔主义者，他们都试图把这两者给融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取向，就是把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融合起来。受他们的影响，这些年我同样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沿着霍耐特的思路将问题往下推进。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理论，总是有一定的理想性。换句话说，很大程度上，我希望强者主动妥协，给弱者以生存空间。但现实中往往是弱者没有资格要求强者妥协。实际上，我提出的“妥协”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以及个体的身心关系。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我不仅做学术研究，也试图建构自己的理论或思想的体系性的东西，尽可能地把问题往前推进一下。
2014年，王凤才与哈贝马斯
问: 最后，请老师根据数十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谈谈哲学学子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学习者与学术研究者？也算是对山大哲社学子的寄语。
一是要做好学术研究，需要具备五个要素，并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是学术研究五要素：敬畏，对待学术，必须有敬畏感。当然，敬畏不是害怕，不是退却，而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尊重。热爱，做一件你热爱的事儿，就不会觉得痛苦。这么多年，因为喜欢学术研究，我自己的体验是蛮愉快的。虽说周末、节假日基本上都在工作状态，基本上每年都工作到年三十，初二就回到办公室。执着，若选定一个好的研究对象，你就要持续追踪、深入地挖掘下去。比如说法兰克福学派，在国内学界可以说，我应该是持续研究时间最久的学者之一。我进去应该是比较早的，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到现在还一直坚持着。在这个基础上，你往前追，往后推，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扩展，你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问题意识都会逐渐地好起来。这里，就涉及到第四点，勤奋。最后第五点，即悟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悟性分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的，我们的天赋没法改变的；二是后天通过学习与交流可以提高你的悟性。所以，要经常与名师交流，参加学术会议。
二是要处理好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是必须的。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可以深化学术研究。要处理好学术性、思想性与现实性关系问题。首先是学术性。学术是基础，文本是基础，所以我们这边的硕士、博士开题，老师要问你的文本依据是什么？你选一个题目，必须选一个有文本依据的题目，选一个一流的题目。若你选个三流的题目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学者，所以必须选一个有理论性、思想性的题目。现在，前沿问题我们可以追踪，但不能赶时髦。马克思为什么成为“千年思想家”，因为他认真读书（当然也参加社会实践），他写了大量手稿（10万张）。有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他才成为了思想大家。所以学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你将来做不做学术研究，只要你在读硕士、读博士，你就必须把学术当回事。因此，我说要敬畏学术。另一个是思想性。我们读书、看文本并不是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就好，而是要把各种思想连贯提升，然后阐发自己的思想。再一个还要有现实性。就是说，不论做学术还是做思想，都要与现实紧密相关。当然，不是一头扎进现实事务之中去，而是以学者的方式、思想家的方式离开现实一段距离观察现实、分析现实。就是说，不是跟在现实后边跑，而是在现实的前面引领现实。
三是要解决好博、专、通的关系问题。本科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博士”，要建立一个广博的知识结构，而非仅仅要停留在某一个领域。当你读硕士，尤其读博士的时候，应该成为一个“专士”，就是说在某一个方面你要做得很精深，可以与导师讨论问题；甚至在某一个领域，有自己的话语权。博士毕业以后，如果你从事学术研究，到高校当老师，到研究机构做研究，那么你应该成为一个“通士”（博古通今，究天人之际）。这是很高的一个要求，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心向往之。应该尽可能地在专的基础之上通达，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学者、大思想家。总之，做学术研究需要付出很多，但获得成就之后你会有一种自豪感与价值感。
对于我的母校、母系，培养我的地方、使我成长的地方，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学弟学妹们将来的成长路还很长。今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做过一个讲座，谈的是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副标题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探讨。我说人应该有理性的反思、浪漫的情怀、悲观的气息、积极的行动、达观的心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为学习而学习”；现在我的提法是，“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从小处说，就是把学术当作目的，而不是仅仅是手段；从大处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期待，我的母校、母系越办越好好！我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平平安安过日子”，将来成为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对社会进步、对文明发展有用的人。这说起来似乎很平淡，但要真正做到还是蛮难的。谢谢两位小学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