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培林，1982年毕业于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哲学系，1983年出国留学，1984年获法国里昂大学硕士，1987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 。
人物采访：
问：老师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请问您初入校时，对哲学专业有怎样的理解，当时学长们学习哲学的兴趣和志向是怎样的？
我们七七、七八级这一代人，多数都有着农、工、兵的经历，历尽历史动乱风雨和大学长期停招后，积累了十年的学子集中报考，所以幸运考上的同学们年龄也参差不齐，有的已到而立之年，甚至已有两三个孩子，也有的高中刚毕业，还没踏上社会。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多数人对哲学都还是懵懵懂懂的，没有太多的了解，很难说的上是志向和兴趣。我和与我相差8岁的姐姐一起报考山大，文学系、哲学系、经济系我们都填了志愿，就是想上学，学什么似乎不像现在那么看重。我姐姐是老高三的，高中就成绩优异，她那时刚生了孩子，好像也没怎么复习就考过了。我初中和高中因为学制缩短，总共只上了4年，复习考试期间还要上班工作，是费了牛劲复习才考上的。我被录取进了哲学系，我姐姐进了经济系。不过那时哲学名气很大，我们刚入校不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哲学研究》当时是最有名的学术期刊，发一篇哲学的大文章就天下名扬了。那时读到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论断，觉得真是至理名言。在那个我国改革初期的大变革时代，一个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价值观的重大判断，真的能成为改变社会的方向标。
我对哲学的兴趣是从学习中逐步培养出来的，在读原著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那种严密的逻辑推论和思辨所吸引，有时甚至感到，那些佶屈聱牙、晦涩艰深的哲学论述，焕发着一种理论思维的魅力和光芒。应该说，学哲学培养了我的理论抽象能力以及追求现象背后规律性的兴趣，这使我终身受益。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学的学习就是通识教育，是人生道路一系列选择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问：老师在山大度过了自己的本科。对您来说，肯定留下许多珍贵的回忆。您能否简单谈一谈？
在山大哲学系4年本科的学习，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家那种如饥似渴学习的精神和追求。“文革”中的思想禁闭和文化禁闭，搞得很多书都被禁读了，一个手抄本的小说，也能私下里风靡一时。我们入学后正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开放时期，国内各种冲破禁区的思想广泛传播，国外各种最新的思潮和文化也蜂拥而至，一时间眼花缭乱。但同学们似乎并没有浮躁，都在潜心读书学习，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时代背景，我觉得我们那一代在校学生，尽管存在各种能力的不足和知识的限制，但可能是世界教育史上最用功读书的一代。
2008年李培林访问法国时与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Alain Tourraine）在塞纳河游轮上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大学4年的学习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学习英语。那时我们在中学时英语没学到什么，就是简单的一些单词和几个句子，与现在高中毕业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天壤之别。但我那时就下定决心学好英语，将来要到国外去读书，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那时每天早上很早起来背单词，每天都规定好要完成的英语背单词任务。很多同学都有一个记英语单词的小本本，上课也背、开会也背，甚至还互相比拼，就像着了魔似的。现在自己回想起来都不理解，怎么那时能把背英语单词这种枯燥、单调、无味的事变得那么有趣，就像冥冥之中被一种执念牵着走。
不过苦功夫还是有所回报，到快毕业的时候，我就能借助字典读英文小说了。这也为我以后学习法语打下了基础，我掌握的英语单词量较大，而英语和法语的很多单词是差不多的，就是语法不同而已。
问：老师一开始是哲学专业的，后来却从事社会学研究，能否简单谈一谈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种转变？老师怎么看待哲学上的思辨讨论和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
我的学科的转向，可以说有必然也有偶然的影响因素吧。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有一种逃不脱的宿命，就是骨子里的“使命感”。表面看有的循规蹈矩，有的愤世嫉俗，也有的超凡脱俗，但内心都藏着某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我们是公派留学生，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变的时代。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和手机，常规通讯还依靠写信，但根据国内传来的消息和国外的评论，知道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太阳。参与和反映这个巨大变迁，是当时不少留学生希望尽快学成回国的目标。当然后来情况有了变化，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留在国外。所以我从哲学转向社会学，是想更贴近社会变迁。另外社会学在国内当时还属于新学科，让我感到新奇，国内的社会学在改革开放前被划归“资产阶级学科”，中断了几十年。这是从一种必然性来观察个人选择吧。
1983年李培林开始留学法国
但也有偶然的因素，我从哲学转向社会学是在博士研究阶段，在硕士阶段还是学的哲学。当时有一门课是关于“一和多”阐释，但那个老师不是拘泥于概念的辨析和演进，而是用“一和多”的关系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变迁。比如说，从希腊的诸神争霸到后来西方文明的诸神归一，无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都是耶稣单神信仰，现代化在宗教领域似乎表现为“从多到一”的过程。当然东方社会也有例外，比如日本至今信仰万物有灵，号称“八百万神明”。在另外的领域，比如传播领域，印刷术改变了一切，过去是孤本、珍本、善本因为稀缺而价值连城，但随着印刷术的产生，销售量决定了书的价值，用现在互联网的规则说，就是“流量”决定一切，现代化在这个领域似乎又表现为“从一到多”的过程。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在一些特殊的领域，比如艺术，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到毕加索的《穿衬衣的女子》，并不能用现代化的进步逻辑来解说，他们都是各自时代难以逾越的艺术巅峰。这门课对我有点振聋发聩的影响，没想到哲学课还可以这样讲，也促使我对社会变迁的规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影响因素吧。我想这个故事也有助于理解你所问的“哲学上的思辨讨论和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
问：哲学和社会学的联系在老师目前的工作重心中是否获得体现？希望老师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其实在国内社会学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社会学人，就是七七级、七八级的社会学人，有相当多是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的，哲学的功底，让他们擅长理论的思考和逻辑的推论。但哲学和社会学也有很大的差别，社会学属于三大经验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之一，研究方法是以归纳为主导的，是从经验中提取规律。比如社会学的博士论文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经验材料。如果你是用统计分析方法，那首先要获得一套过得硬的数据，通常是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的全国抽样调查，而且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往往无法像经济学那样完全依靠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如果你是用质性研究方法，那起码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的对象还不能太大，以村落、社区和企业居多。人类学的博士论文，通常要求研究者在调查点居住观察半年以上。我以前与人类学的朋友闲聊，询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到底在哪？因为过去人类学通常是研究“他者”的社会和文化，但现在这种界限被打破，人类学似乎也什么都研究。他们戏谑地说，最简单的判定方法，就是实地调查的时间，在调查点居住调查6个月以上是人类学，在此之下的就是你们社会学了。
哲学的理论思考能力对社会学还是非常重要。我们看现在国内社会学博士论文，很多人经验材料做的很扎实，但通常会有两个致命软点：一是已有研究的文献综述，因为读书不多、又不系统，对某个问题的学术积累脉络不清楚，所以想当然的把国外这学派那学派的思想引述一通，也不管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与你研究的问题是否搭嘎；二是面对一堆经验材料，在理论上苦于提不出很好的假设和问题，只能进行一些细致的现象描述。这些都是作学问的大忌。我主张在学校期间，还是要下死功夫多读书、系统地读书，不要太急功近利，你会因此而终身受益。因为以后你一旦走上工作岗位，无论是做什么，哪怕是教书或做研究，再也没有那么集中的时间认真的读书。有的人可能认为，以后还不知干什么，读的那些书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其实触类旁通、厚积薄发，看似无意的播种，总有开花的季节。
2002年与国际社会学学会（IIS）会长本-拉斐尔教授、前会长佐佐木正道教授一起拜访费孝通先生
问：我们知道老师目前在社科院工作。社科院的这种独特定位决定了老师既要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又要负责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请问您是如何能够兼顾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同政策研究两项工作的？进一步，您是如何看待理论同政策实践之间关系的？
我工作几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确是比较特殊的研究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门类齐全，每一个归属社科院的研究所都是一个独立法人。美国的此类学术研究机构都设在大学里面，西欧国家通常也没有规模如此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在社科院工作，通常需要具有写三种文章的能力：一是写学术文章的能力，要能够发表在顶级期刊、权威期刊、至少也是核心期刊，外文的文章也要看是发表在哪个Q区的杂志；二是写政策意见的能力，在社科院要能够上《要报》；三是写报纸上的理论文章，比如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三大报上的文章。这三种文章的写作语言和路数都很不一样，反映不同方面的能力，要都具备也很不容易。社科院现在也实行KPI（关键成果指标）的积分考核办法，就像各大学一样，有的学者戏称为“记工分”。我在担任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主管科研的副院长的时候，也在积极推行这种考核系统。当然，这种企业式的KPI考核，也受到不少学者的非议，认为过去出了那么多学术大师，也没有KPI，现在搞了，反而学者都变得那么平庸。我觉得时代不同了，过去做学问是一种志向和不归路的选择，同行的评议是决定性的标准。现在不同了，各种外部的诱惑和选择太多，多数人的研究就是一种职业，需要一套制度化的竞争机制来激励学术追求，不能完全靠内心的自律。当然，这方面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在我看来，就社科院的研究来说，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功底是第一位的，这是社科院这样的机构独立存在的理由。社科院的政策研究，也与政府机构政策研究机构和市场化的研究机构有很大不同，应该是基于学理、有理论指导、专注于大的政策选择方向。在具体的工作政策选择上，社科院的学者因为不在其业、不在其位，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政策研究的基础是大量的、深入的、细致的调查研究，需要花时间、下功夫，是绕不过去的，调查也要讲究方法。如果没有学理的根底，也很难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意见。费孝通先生曾说，要区别“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社科院的学者开玩笑说，在社科院做研究，要学会“一菜三吃”，就是一项好的研究课题，能够在我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
问：从老师的经历不难看出，老师显示出了一种跨学科融合的视域。那么，您认为如今哲社学子在学习研究中应该如何应对多学科交叉和合作的发展趋势？
各学科研究的专门化、分化、细化以及跨学科融合，这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过去以研究对象来划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被打破，但各学科因为自身的学术传统、学术积累、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也似乎都还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但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成为新趋势。比如说、经济学也在研究教育公平和贫困的代际传递，社会学也在研究金融社会和基于区块链的社区治理，人类学也在研究产业链和新型消费行为，等等。交叉融合也不一定就是表现为研究的跨界，而是表现为跨学科、跨国家的学术对话能力。我们社科院哲学所有个赵汀阳教授，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但他提出的“天下体系”、“孔子改进”、“有偿人权”等命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具有跨学科、跨国家的对话魅力。我上大学时的同寝室同学、留在山大哲学系的傅有德教授，后来转向犹太教的研究，开出一片新天地。他通过宗教哲学的一个小切口，让我们对人口规模不大、但在国际政治、金融、教育、科技有很大影响的犹太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学科的专门化、分化和细化也在深入，形成了很多学术的专门领域，就像一个过去齐整飞行的雁群，现在忽然出现几只新的领头雁分叉突进。
当然在我看来，促进学科的交叉合作，并不在于成立了多少个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而在于研究成果是否真正具有跨学科、跨国家的引导思考和创新的广泛影响力。
2009年李培林与王春光在参加巴西社会学年会时会见巴西前总统、著名社会学家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
问：作为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认为我们应当怎样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回应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各方面问题，承当起怎样的身份自觉与责任？而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格局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思考，成为新时代的有用之才？
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从国际比较来看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我觉得那就是“问题导向”。这个学术传统的形成，有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天下”认知传统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人格理想，也是一种人生志向。当然更深刻的影响，可能是近代受列强欺凌，启蒙、救亡、变法、图强成为主旋律，学术也进一步向“解决问题”转向。
其实晚清时就有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那是个时代大背景。梁启超在他1923年演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中国学术开始走向务实的思潮追溯的很远，他认为近300年的学术思潮是对过去600年的道学传统的反动，“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许多学者在概况中国16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的学术思潮时，都称之为“经世致用思潮”或“明清实学思潮”。
我们这些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多数人学术轨迹上仍然深深地烙印上“问题导向”的印记。这使得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切合现实的需要，当然这个特点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急功近利、缺乏理论建树、低水平重复等等，这是需要反省的。至于你问的对你们新一代学人的建言，其实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眼界、视野和选择，我是相信时代进步的，也坚信你们会把中国推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你们自身也会有更好的未来！
